政治权贵渗透金融领域 官联银行奉旨扶持朋党

作者／本刊梁志华 Jun 23, 2011 06:54:24 pm




“巫”所不在（下）

【本刊梁志华撰述】亚洲石油中心（Asia Petroleum Hub）丑闻案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巫统恩庇政治下的一场寻租游戏，当中更牵扯出另一个更大问题，即国阵政府通过操控官联金融机构，干预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向，来满足恩庇政治的需要。

这本身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官联银行机构并非按照正常的风险管理与利润成本效益，进行审核和批准程序，来发放相关贷款；而是在“政治利益考量”基础下，为既得利益者或寻租人提供庞大资金，来满足他们的胃口。

这类非市场经济政策的运作模式，在“政府看不见的手”的干预下，往往导致融资项目的成败变成了次要问题，如何确保寻租人的经济利益获得保障，才是最大的考量点。这大大增加了大型发展项目失败的风险机率，最终不但对银行体系的健全性构成威胁，也对国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从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的背景来看，政府控制的官联银行集团——联昌国际银行（CIMB Bank）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成为政府为巫统寻租人“私下分赃”而设的资金输送管道。

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的14亿元资金被掏空，最终以失败收场，其实是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而联昌国际银行接管这项计划的行动，充其量只是在收拾着一个由寻租人留下的烂摊子。

典型“阿里峇峇”商业模式

如果仔细翻查整个发展项目的运作模式，不难发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阿里峇峇”商业模式——由一个完全不称职的寻租人获得整个建筑工程合约，然而扮演中介人身份，发放采购与建筑工程合约给二手承包商，依赖后者完成整个工程项目。

在这项个案中，虽然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Asia Petroleum Hub Sdn Bhd）是整个发展项目的总承包商和最终拥有者，但是，真正执行工程承包工作的，却是ZAQ Construction私人有限公司，即这项工程项目的执行承包商（Managing Contractor）。

ZAQ Construction的真正工作不是承包建筑工程，而是负责“委任与颁发建筑工程合约”给二手承包商，包括南发机构（Nam Fatt Corporation Bhd）、肯嘉纳石油（Kencana Petroleum Bhd），以及睦兴旺工程（Muhibbah Engineering Bhd）。

换言之，ZAQ Construction没有直接涉及任何建筑工作，而是扮演中介人的角色，把采购和建筑工程合约分拆并颁发给二手承包商。

不知名企业获14亿承包合约

翻查ZAQ Construction的公司背景和过往建筑工程记录，这家建筑公司除了承包这项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之外，没有承包过其他任何重大建筑工程的记录，也没有任何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的经验记录。

其中一家二手承包商——南发机构在今年初通过司法途径起诉ZAQ Construction，向后者追讨有关采购和建筑工程的欠款时，在其文告中形容ZAQ Construction的主要业务“相信是（believed to be）”道路与路面建筑、普通土木工程，以及废水处理工程。这反映出，身为二手承包商的南发机构，根本就不知道ZAQ Construction的真正业务背景。

为何一项总值高达14亿元的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会交由一家完全没有承包过其他大型发展项目，也没有参与任何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记录的不知名“私人建筑公司”来全权负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情况下，再加上总承包商或首要承包商在建筑工程方面，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记录，为何原本应该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联昌国际银行，会如此轻率地批准总额14亿元的过渡性贷款，给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

国阵政府操控官联银行

像联昌国际银行这样的例子，在马来西亚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实际上，国阵政府对银行领域的操控，尤其是在“指示”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政府指定的优先领域或发展项目方面，这过去50多年来，从没有间断过。

来自澳洲Edith Cowan大学的经济学者Matarr Njie就指出，尽管马来西亚政府在度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逐步采取金融开放措施，不过，政府依然继续对金融体系采取干预措施，包括对银行领域设定一套“贷款指南”。（注1）

政府设定贷款指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升银行领域的竞争力。相反地，这些政府贷款指南是为了确保银行领域在总贷款中，预先“保留”一部份贷款，导向政府指定的“优先领域”（Prior sectors）。

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的银行领域已经被政治权贵和国阵政府滥用来推动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扶弱政策——新经济政策（NEP），以便达到财富重新配置的目的。在大部分的例子中，金融领域的资源被导向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朋党手中。

官联银行奉旨扶持朋党

本地著名经济学家佐摩（Jomo K.S，右下图）与哥美兹（Edmund Terence Gomez）就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官联银行（State-owned bank）的软性贷款都流向那些在恩庇政治体系下，与国阵政府（尤其是巫统）关系密切的朋党，所控制的土著或非土著财团手中。他们更进一步指出，这些巨额贷款不仅没有经过适当的审批程序，而且投机成分多过于生产性质。（注2）

基于银行贷款是在“政治需要”而非商业考量的基础下发出，这基本上导致银行领域的贷款和资产素质受到负面影响，最终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演变成一场私人企业债务大危机。

比方说，麦康（MYCOM Bhd）在当时背负高达18亿元的债务，包括两项总值近16亿元，还未完成的商业和零售产业发展计划，因无力偿还贷款，拖累森银行（Sime Bank Bhd）、马婆金融（MBf Finance Bhd）以及阿马银行（Am bank）陷入债务困境，呆账大幅度飙升。最终，麦康在1998年9月向政府提出“拯救”要求。

此外，与国阵政府关系密切的三大集团：玲珑集团（Renong）、马资源（MRCB），以及金狮集团（Lion Group）的总债务高达430亿元，占银行体系的总贷款额高达8%的比重。如果这些大集团倒闭，将会连累银行体系陷入崩溃边缘。（注3）

这些背负巨额债务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集团主要涉及建筑与产业领域，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是前首相马哈迪政府极力推动的优先领域。银行领域一大部分的贷款，主要导向这两大领域。

但是，一轮金融风暴导致建筑和产业领域的荣景一夜消失，这些集团无力偿债，最终银行领域的呆账大幅飙升（呆账占总贷款高达19%的比重），演变成一场债务大危机。

政府干预助长朋党资本主义

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对国家经济，尤其是银行体系的直接干预（包括指示银行贷款流向政府指定的经济领域或项目），只会让国家经济变得更缺乏竞争力与效率，同时助长贪污和裙带或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风气。

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的丑闻案，只是冰山中的一角。基于绝大部分本地商业银行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如马银行、联昌国际银行、兴业银行、艾芬银行），或者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朋党所拥有（如丰隆银行、阿马银行）。因此，在政治需要时，这些银行难免必须履行政府赋予的“社会责任”。

当占本地企业99%比重的中小型企业（SMEs），在过去多年一直因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融资，而无法扩充业务而感到烦恼之际，朋党企业却能不费吹灰之力，获得银行源源不绝的贷款融资，甚至在转眼间，把14亿元的贷款耗尽。这对在经济转型计划下主张中小型企业是国家经济命脉的纳吉政府而言，可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注1：Matarr Nji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on Bank Spreads in Malaysia

注2：参考Edmund Terence Gomez, K. S. Jomo,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注3：参考Mohamed Aslam, Heterodux Economic Policies in Malaysia.Economics Rational, Stock Market and A Corporate Mess